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
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
1960年9月12日

米扎牧师,雷克牧师,非常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来谈谈自己的观点。

尽管所谓宗教问题是今晚理所当然的主要话题,但我想从一开始就强调,我们在1960年的选举中还有许多重大问题要面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迄今已经侵蚀到距佛罗里达海岸90英里处;那些不再尊重我们权力的人对我们的总统和副总统的侮辱性对待;我在西佛吉尼亚州见到的饥饿儿童;付不起医疗费的老人;被迫放弃其农场的家庭;一个有太多贫民窟和太少学校的美国;以及一个迟迟不能涉足月球和外太空的美国。

这些都是可能左右本届竞选的实际问题。 而这些都不是宗教问题,因为战争、饥饿、无知和绝望并不知道什么是宗教壁垒。

但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而从未有过天主教徒当选总统,所以本届竞选中的实际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这在某些更不负责任的地区或许是有意为之。 因此,我显然有必要再次说明,

问题不在于我信仰哪种宗教(因为这应该只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性),而在于我信任哪种美国。

我信任的美国应当是政教绝对分离;应当是没有天主教教长会告诉总统(如果总统是天主教徒)如何行动,也没有新教牧师会告诉其教民选举谁;应当是没有教会或教会学校得到任何公共资金或政治性优惠;应当是没有人仅仅因为其宗教信仰不同于对其有任命权的总统或不同于对其有选择权的人而被拒绝担任公职。

我信任的美国应当是在公务上既非天主教,非新教,也非犹太教;应当是没有公务人员就公共政策请示罗马教皇、全国教会理事会或任何其他神职机构,或者接受其指示;应当是没有宗教团体试图将其意志直接或间接地强加于广大民众或公职人员的公务行为;应当是宗教自由不可分割,即:违背一种宗教的行为当视为违背所有宗教的行为。

尽管今年的怀疑对象可能是天主教徒,但其他年份的怀疑对象则曾经是犹太教徒,或者是贵格教徒、唯一神派教徒或浸礼教徒,而且可能有朝一日再来一次。 例如,是佛吉尼亚州的浸礼教传教士骚乱催生了杰斐逊区的宗教自由法案。 今天我可能是受害者,而明天的受害者就可能是你,如此轮回,直到我们和谐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巨大的民族劫难中四分五裂。

最后,我信任的美国应当是宗教排他现象有朝一日会终结;应当是平等对待所有人和所有宗教;应当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某宗教;应当是没有拥护天主教的投票,没有反对天主教的投票,也没有任何形式的集团投票;应当是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和犹太教徒(包括普通信徒和牧师级信徒)摒弃过去往往妨碍其工作的那种鄙视和分裂的态度,转而弘扬美国的兄弟情谊理念。

这就是我所信任的那种美国。 这代表着我所信任的那种总统职务,这一重要职务必须是既不会因充当任一宗教集团的工具而蒙受耻辱,也不会因擅自阻止任一宗教团体的成员担任该职务而黯然失色。 我信任的总统应当是,其宗教观点是他自己的私人事务,他既不会将其宗教观点强加于国家,也不会作为任职的条件接受国家强加给他的宗教观点。

我不会拥护暗中破坏《第一修正案》中保证宗教自由之规定的总统。 我们的制衡制度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我也不会拥护那些通过以宗教作为任职检验标准(即便是以间接方式)来暗中破坏《宪法》第六条的人。 他们如果不同意这种保护法案,就应当站出来公开争取将其废除。

我想要的总统,应当是其公务行为对所有团体负责却不对任何团体承担义务;应当是可以出席与其职位相适应的任何仪式、礼拜或宴会;应当是其总统就职誓言的履行不受任何宗教宣誓、礼仪或义务的限制或左右。

这就是我所信任的那种美国,就是我在南太平洋为之战斗的那种美国,就是我的兄弟在欧洲为之牺牲的那种美国。 当时,无人提出我们可以有“分裂的忠诚”,无人提出我们“不信仰自由”,也无人提出我们属于不忠诚的团体,而该团体威胁着“我们的前辈为之牺牲的自由”。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前辈为之牺牲的那种美国。他们曾经逃到这里以躲避拒绝劣势宗教成员任职的宗教检验誓言;他们曾经为维护《宪法》、《权利法案》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而战;他们曾经在我今天访问的圣地阿拉莫战斗。 与鲍威和克罗基特并肩战死的还有麦克卡弗蒂、贝利和凯里。 但是,无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在阿拉莫没有宗教检验。

今晚,我请你们按照这种传统来评判我。你们的评判可以根据我在国会工作14年的记录,可以根据我反对一位驻梵蒂冈大使的公开立场、反对违反宪法资助教区学校的公开立场以及反对公立学校举行任何联合抵制活动(我自己也参加过这种活动)的公开立场。但是,请不要根据我们大家见过的这些宣传册和出版物来评判我,因为这些宣传册和出版物精心选录了天主教会领导人的陈述,而且这些陈述往往是在外国,大多是在上几个世纪。当然,这些宣传册和出版物总是略去美国主教在1948年所作的声明,因为此声明强烈主张政教分离,并且更贴切地反映几乎每个美国天主教徒的观点。

我认为这些选录内容不会制约我的公务行为。 那么,你们又为何以此来评判我呢? 但我要说,对于其他国家,我完全反对国家被任何宗教集团(天主教或新教)用来强迫、禁止或骚扰其他任何宗教的自由活动。 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同样强烈地谴责那些拒绝新教徒担任总统职务的国家和那些拒绝天主教徒担任总统职务的国家。 与其引述那些宗教歧视者的劣行,倒不如引述爱尔兰和法国这类国家的天主教会的记录以及阿登纳和戴高乐这类政治家的独立性。

但我要再次强调,这些是我个人的观点。 与常见报纸的报道方法相反,我不是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 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恰巧也是天主教徒。 我不代表我的教会谈论公共事务,教会也不代表我说话。

作为总统,无论有什么问题出现在我面前,无论是计划生育问题、离婚问题、审查制度问题、赌博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我都会按照这些观点作出我的决定,都会按照我的良知告诉我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式作出决定,而不在乎外部的宗教压力或要求。 任何权威或惩罚威胁都不能让我另作决定。

但如果真有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不可能对某种冲突做出丝毫让步,而我的职务要求我在违背良心和违背国家利益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就会辞去总统职务;而且,我希望任何有良心的公务员都会这样做。

但是,我不打算为这些观点而向批评我的人道歉,无论他们是信仰天主教还是信仰新教;我也不打算为了赢得这届选举而否定我的观点或否定我的宗教。

如果我在实际问题上失败了,我将回到我在参议院的位置,并且为我已经尽力而且得到了公正的裁决而感到满意。 但是,如果本届选举确定的基础是四千万美国人在其接受洗礼之日失去了成为总统的机会,那么,整个国家都将是输家,在全世界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的眼中是这样,在历史的眼中是这样,在我们自己的人民眼中也是这样。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赢得选举,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履行总统就职誓言。或许我可以加一句——这实际上与我在国会14年的誓言完全相同。 毫无保留地说,我可以“庄严宣誓,我将忠诚地履行美国总统的职务,将尽全力维护、保护和捍卫《宪法》,上帝作证。”